（日本）日皇明仁在慶祝登基20週年之際，維護他的父親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角色，首度公開宣稱裕仁“愛好和平”，戰爭並非他的“本意”。這一罕有舉動重新掀起有關裕仁對二戰責任的爭議，有日本學者認為，明仁是在美化父親，中國學者則指出，明仁的言論顯示日本仍未能正視歷史問題，企圖透過掩飾歷史來維護國家形象。
週四（11月12日）是明仁登基20週年，宮內廳發表他上週五（11月6日）在皇宮與記者對答的紀錄。被問及對日本未來有何憂慮，明仁簡單答稱，相信日本人能克服困難，隨即話鋒一轉，表示他最擔心的是“歷史可能逐漸被淡忘”。
明仁稱，他的父親裕仁統治時，日本正處於極困難時期。他說，裕仁舉行登基大典前不久，中國軍閥張作霖被暗殺，3年後“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爆發，成為二戰導火線。他接表示，裕仁在當儲君時曾造訪一戰戰場凡爾登（Verdun），深明“維持和平”重要性，“所以我認為，導致交戰的事件絕對違反他的本意”。
明仁過往亦曾談論裕仁在二戰時面對的“困難”，他在2005年時曾說：“我經常想昭和天皇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活過那個年代。”但他過往從未公開表明裕仁反對戰爭。裕仁在二戰中的角色一直備受爭議，中國等受害國的民眾視他為戰爭的罪魁禍首，並批評日本迴避戰爭責任問題，美化侵略和殖民暴行。美國與日本政府在戰後則把他塑造為無力阻止軍人與政治野心家暴行的君主。
香港保釣人士：難道責任在中國？
《泰晤士報》引述上智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中野晃一指出，裕仁擅長隨風搖擺：“當開明是潮流時，他便開明；但當日本節節獲勝時，他也高興。我認為明仁的言論有點誇大，美化了昭和的角色。”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前主席柯華表示：“關於日軍侵華，戰犯說，不是他的責任，天皇又說，也不是天皇的責任，難道責任在中國人的身上？”柯華說，日本當年明顯發動侵略戰爭，天皇在日本地位崇高，絕對不可以用幾句話就推卸責任。他表示，保釣行動委員會會開會討論是否採取抗議行動。
明仁週四出席官方慶祝儀式時，再當著1300名議員、外交官和賓客的面，呼吁民眾牢記歷史：“我認為，不要忘記今日日本是在重大犧牲上建立起來的事實，把它正確地告訴戰後世代，對國家的未來是重要的。”週四有逾9000民眾到東京皇宮簽紀念冊，祝賀明仁登基20週年。另有約5萬人參加各式私人組織的紀念活動。因應明仁登基20週年紀念活動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週五抵達日本訪問，東京警視廳出動1萬6000警力戒備。
日皇回應新政府反思歷史主張
中國大陸學者指出，明仁主動為父親發動侵華戰爭辯護，從時機來看可能是想與“有些左”的民主黨新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維持平衡，亦顯示日本仍不能正視戰爭責任。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日本專家周永生認為，自民黨執政時，在歷史問題上比較強硬，很少提及“侵略”字眼，但是民主黨則傾向反思，更主張成立關於戰爭罪行的調查機構，明仁在民主黨新上台之際評論父親在侵華戰爭中的角色，可能是希望和民主黨“保持一種平衡”。
周永生表示，關於侵華歷史，日本人普遍認為“天皇和政府是好的，軍部是壞的”，但美國學者曾以充份研究指出天皇在很多問題上都有指示，戰爭開始前，軍部在天皇面前還有召開“御前會議”，更顯示天皇不可能不知曉即將發動的戰爭，“即使沒指示，也肯定是鼓勵了，因為天皇是有能力阻止的”。
周永生說，日本民族性格中有曖昧的一面和強烈的自尊心，不願承認先人有過不光彩的過去，“這是通過掩蓋歷史，來維護今天國家形象的一種手段”。他表示，雖然日本大部份民眾和學者都承認侵華本身，但卻避談日本想佔領中國資源、在中國殖民的深刻原因，而是將人們引到具體事件上，強調日本不是有意發動戰爭，而是中方挑釁在先。他指出，日本近年甚至還出現一種逆流，強調日本當年對中國和台灣的建設作用，就連教科書“也更重視古代史，現代史幾乎不講”。
明仁在訪問中提及張作霖被暗殺和九一八事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梁雲祥表示，中日兩國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理解基本上差別不大，都認為是日本關東軍的陰謀，但對事件的背後因素，卻有不同看法，“中方認為這些事件都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而日本有很多人認為這只是關東軍中某些人所為，並非政府的固有戰略，只不過這些事件被鬧大後不得已而擴大侵華”。
裕仁戰時掌實權‧參與戰爭決策
關於裕仁對侵華戰爭的責任與態度，日本戰後長期灌輸的思想是，戰爭由一群好戰軍人發動，裕仁反對戰爭但無力阻止。然而不少歷史學家指出，日本在戰後才確立虛位元首體制，裕仁在二戰時是掌握實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可能對戰爭不聞不問。
裕仁於1926年25歲登基時，天皇擁有“神聖”的絕對權力，5年後日本展開侵華戰爭，便是以天皇的名義進行，二戰期間，他亦經常身穿戎裝亮相。但在二戰後，裕仁卻化身為愛好和平、慈祥的國家象徵，這亦長期成為他在日本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形象。
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P.Bix）的普立茲獎著作《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大陸譯本名為《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台灣譯本名為《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顛覆了上述傳統思維。
比克斯這本書是學術界近年最詳盡講述裕仁戰時角色的書籍，他根據裕仁身邊人的筆記、日誌和私人信件等史料指出，裕仁在戰時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事領導者，無論是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還是1941年偷襲珍珠港，軍方做重要決定前都要向他匯報。即使是在戰爭晚期，他仍不惜犧牲數百萬計的臣民生命頑抗，直至蘇聯向日本宣戰及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才無奈投降。
事實上，中國、蘇聯和英國等都把裕仁列為頭號戰犯。史家普遍同意，裕仁逃過受審，是因為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極力保護。麥克阿瑟看中裕仁對日本政府與民眾的影響力，決定借助他的威望來穩定日本政局，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在東亞蔓延。1947年日本實施新憲法，天皇從最高統治者變為國家象徵，日本的戰爭責任被推給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失去實權的裕仁則保留尊崇地位。
週四（11月12日）是明仁登基20週年，宮內廳發表他上週五（11月6日）在皇宮與記者對答的紀錄。被問及對日本未來有何憂慮，明仁簡單答稱，相信日本人能克服困難，隨即話鋒一轉，表示他最擔心的是“歷史可能逐漸被淡忘”。
明仁稱，他的父親裕仁統治時，日本正處於極困難時期。他說，裕仁舉行登基大典前不久，中國軍閥張作霖被暗殺，3年後“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爆發，成為二戰導火線。他接表示，裕仁在當儲君時曾造訪一戰戰場凡爾登（Verdun），深明“維持和平”重要性，“所以我認為，導致交戰的事件絕對違反他的本意”。
明仁過往亦曾談論裕仁在二戰時面對的“困難”，他在2005年時曾說：“我經常想昭和天皇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活過那個年代。”但他過往從未公開表明裕仁反對戰爭。裕仁在二戰中的角色一直備受爭議，中國等受害國的民眾視他為戰爭的罪魁禍首，並批評日本迴避戰爭責任問題，美化侵略和殖民暴行。美國與日本政府在戰後則把他塑造為無力阻止軍人與政治野心家暴行的君主。
香港保釣人士：難道責任在中國？
《泰晤士報》引述上智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中野晃一指出，裕仁擅長隨風搖擺：“當開明是潮流時，他便開明；但當日本節節獲勝時，他也高興。我認為明仁的言論有點誇大，美化了昭和的角色。”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前主席柯華表示：“關於日軍侵華，戰犯說，不是他的責任，天皇又說，也不是天皇的責任，難道責任在中國人的身上？”柯華說，日本當年明顯發動侵略戰爭，天皇在日本地位崇高，絕對不可以用幾句話就推卸責任。他表示，保釣行動委員會會開會討論是否採取抗議行動。
明仁週四出席官方慶祝儀式時，再當著1300名議員、外交官和賓客的面，呼吁民眾牢記歷史：“我認為，不要忘記今日日本是在重大犧牲上建立起來的事實，把它正確地告訴戰後世代，對國家的未來是重要的。”週四有逾9000民眾到東京皇宮簽紀念冊，祝賀明仁登基20週年。另有約5萬人參加各式私人組織的紀念活動。因應明仁登基20週年紀念活動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週五抵達日本訪問，東京警視廳出動1萬6000警力戒備。
日皇回應新政府反思歷史主張
中國大陸學者指出，明仁主動為父親發動侵華戰爭辯護，從時機來看可能是想與“有些左”的民主黨新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維持平衡，亦顯示日本仍不能正視戰爭責任。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日本專家周永生認為，自民黨執政時，在歷史問題上比較強硬，很少提及“侵略”字眼，但是民主黨則傾向反思，更主張成立關於戰爭罪行的調查機構，明仁在民主黨新上台之際評論父親在侵華戰爭中的角色，可能是希望和民主黨“保持一種平衡”。
周永生表示，關於侵華歷史，日本人普遍認為“天皇和政府是好的，軍部是壞的”，但美國學者曾以充份研究指出天皇在很多問題上都有指示，戰爭開始前，軍部在天皇面前還有召開“御前會議”，更顯示天皇不可能不知曉即將發動的戰爭，“即使沒指示，也肯定是鼓勵了，因為天皇是有能力阻止的”。
周永生說，日本民族性格中有曖昧的一面和強烈的自尊心，不願承認先人有過不光彩的過去，“這是通過掩蓋歷史，來維護今天國家形象的一種手段”。他表示，雖然日本大部份民眾和學者都承認侵華本身，但卻避談日本想佔領中國資源、在中國殖民的深刻原因，而是將人們引到具體事件上，強調日本不是有意發動戰爭，而是中方挑釁在先。他指出，日本近年甚至還出現一種逆流，強調日本當年對中國和台灣的建設作用，就連教科書“也更重視古代史，現代史幾乎不講”。
明仁在訪問中提及張作霖被暗殺和九一八事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梁雲祥表示，中日兩國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理解基本上差別不大，都認為是日本關東軍的陰謀，但對事件的背後因素，卻有不同看法，“中方認為這些事件都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而日本有很多人認為這只是關東軍中某些人所為，並非政府的固有戰略，只不過這些事件被鬧大後不得已而擴大侵華”。
裕仁戰時掌實權‧參與戰爭決策
關於裕仁對侵華戰爭的責任與態度，日本戰後長期灌輸的思想是，戰爭由一群好戰軍人發動，裕仁反對戰爭但無力阻止。然而不少歷史學家指出，日本在戰後才確立虛位元首體制，裕仁在二戰時是掌握實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可能對戰爭不聞不問。
裕仁於1926年25歲登基時，天皇擁有“神聖”的絕對權力，5年後日本展開侵華戰爭，便是以天皇的名義進行，二戰期間，他亦經常身穿戎裝亮相。但在二戰後，裕仁卻化身為愛好和平、慈祥的國家象徵，這亦長期成為他在日本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形象。
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P.Bix）的普立茲獎著作《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大陸譯本名為《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台灣譯本名為《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顛覆了上述傳統思維。
比克斯這本書是學術界近年最詳盡講述裕仁戰時角色的書籍，他根據裕仁身邊人的筆記、日誌和私人信件等史料指出，裕仁在戰時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事領導者，無論是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還是1941年偷襲珍珠港，軍方做重要決定前都要向他匯報。即使是在戰爭晚期，他仍不惜犧牲數百萬計的臣民生命頑抗，直至蘇聯向日本宣戰及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才無奈投降。
事實上，中國、蘇聯和英國等都把裕仁列為頭號戰犯。史家普遍同意，裕仁逃過受審，是因為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極力保護。麥克阿瑟看中裕仁對日本政府與民眾的影響力，決定借助他的威望來穩定日本政局，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在東亞蔓延。1947年日本實施新憲法，天皇從最高統治者變為國家象徵，日本的戰爭責任被推給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失去實權的裕仁則保留尊崇地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